胡问鸣：红色兵工厂的灰色掌门人
2019年8月30日中午，中央组织部干部五局的负责人连同几位局里的工作人员，乘车离开位于西单的中组部办公大楼。这一天的下午，他们要去宣布两个人事调整。不过与以往大多数人事调整不同的是，这两次宣布只有“免去”，没有“任命”。
于是，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两条新闻：
“2019年8月30日下午，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托，中央组织部有关干部局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关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免去王会生同志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有关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程办理。”
“2019年8月30日下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托，中央组织部有关干部局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免去胡问鸣同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退休。相关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程办理。”
这两则几乎一模一样的人事调整新闻极不寻常。
作为国资委监管的副部级中央企业的一把手，其人事调整应当是由中组部分管副部长亲自到场宣布，只有二把手才会是干部五局的局长来宣布。
而且这两次并没有安排“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大会”规格的人事调整会议，两都只是以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的形式进行。这让被免去职务的王会生和胡问鸣没有了在故僚旧臣面前回首过往、一诉衷肠、表达不舍、哭眼擦泪的机会了。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官员，正常来讲，组织对其政治生涯的评价一般是在两个时间节点上：退休与去世。而在这两次会议上，中组部并没有给二人什么盖棺论定论式的评价。
这两则新闻，好像是两只突然被扔上天的靴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它们落地的一天。
当然，从这一天起，也是他们二人发挥能量、协调资源、上蹿下跳，与纪委调查速度赛跑开始的一天。
可惜，胡问鸣没有跑得过中纪委的调查，他成了第一只落地的靴子。
胡问鸣虽然没有在退休的时候获得中组部代表组织给他的评价，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几个月后，他将获得中纪委代表组织给他的盖棺定论。
扬州被称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大运河带来的财富赋予了这座城市繁华与精致，当然，还有文化的快速发展，正所谓“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
唐宋以来，扬州人才辈出，即便在近现代大运河没落后，扬州在人文方面也是领秀江南。一位备受敬爱、多才多艺，还会英语的长者就是在这座城市出生、成长的。
1957年的夏天，胡问鸣也出生在这里，而多年以后，他也将成为一名工程师。
不同于大部分同龄人，胡问鸣并不是农民的儿子。他家就在扬州老城的中心，砖木搭建起的精致的祖宅让胡问鸣一直生活的比较舒适。
胡问鸣的父亲是附近一个学校的数学老师，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胡老先生学问高深、十分敬业，而且颇有傲骨、敢作敢当。相信这对早期的胡问鸣影响非常深刻。
后来，胡问鸣进入了扬州最负盛名的汶河路中心小学。这所辛亥革命后扬州最早的新式学堂，一直有着与众不同的学风，它将同处于江南的东林书院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校风，并提出了“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的口号，这对于一个小学来说，还是颇为罕见的。
除了上学，父亲经常带胡问鸣去家旁边的千年名刹旌忠寺玩耍。岳飞曾在此疗伤近一年，故名旌忠寺。不知儿时父亲口中“精忠报国”的故事，胡问鸣做到了几分。
身处如此的家庭与教育环境下，胡问鸣走向仕途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这样的环境里，并不只有严肃紧张的气氛与家国天下的情怀，胡问鸣在这时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不过那时的他还年幼无知，并没有想到这位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女同学马维扬会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胡问鸣相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在文革十年中，多少青年学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荒废了学业，而胡问鸣却进入了大名鼎鼎的扬州中学学习，这为他后来能在恢复高考后立即就能考入名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扬州中学堪称江南名校，建校百年，桃李满天下。前面我们提到的长者与党内第一笔杆子胡乔木都是出自该校，44位两院院士的傲人成绩更是让很多985高校也难与其争锋，而该校历史上的一个校歌的创作者则是校友朱自清。巧合的是，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也是扬中毕业，不知道胡问鸣后来走上航空工业道路是否与这位大师兄有关呢。
胡问鸣对自己的学生时代有着美好的回忆，以至于后来与人谈到自己的扬中求学生涯时，他总是用“菁菁树人堂”来称呼扬中。而树人堂则是扬中早年的地标建筑。
不怪现在家长们为了学区房拼尽全力，因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确实可以大幅提高孩子的成材率。
可能是遗传了父亲的数学天赋，胡问鸣是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并当了数学课代表。
但他不是个纯粹的理科男，他很善于表达。一次，老师让胡问鸣背诵课文中革命先烈韦拔群的事迹，这本是个平淡无奇的课堂抽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以最快的速度背完，因为背慢了容易中间卡壳，但是胡问鸣不同，他慷慨激昂、声情并茂，课堂上的所有人都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以至于老师最后脱口而出
“很好，韦拔群同学请坐下”。
他还展现出学习能力之外的性格特点。面对“读书无用论”，但胡问鸣并不随波逐流，他写了个小字报贴于教室，力陈知识的重要，劝同学专心向学。这一点，像极了他的父亲。
除了学习与不停的政治运动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让胡问鸣牵挂，那就是马维扬。1米85的大个子，让胡问鸣在同学中显得格外挺拔英朗，鼻梁上的眼镜又让他多了几分儒雅。马维扬则更具有江南水乡那种玲珑之美。他俩在外人看来，简直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
不过此时他们还只是暧昧关系，捅破窗户纸在那个时代可能还是生活作风问题。何况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谁能给谁一个承诺呢？
作家方方的日记我没看过，是非是誉难以置评，但方方说的一句话我却很是认可，相信胡问鸣也有会同感。那就是“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没错，作为一个普通的城市青年，胡问鸣和马维扬在那个时代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甚至想随波逐流都不可能。他们无法携手进入大学，也无法留在城市当一个白领，他们只能等待被组织分配到“广阔天地”的农村。
去哪个村庄，不知道；去了做什么，不知道；去多久，不知道。
1975年，18岁的胡问鸣从扬中毕业，在邗江县公道镇的水田埂上，铺开了他的知青岁月。
虽然在插队时表现的还不错，甚至被评上了邗江“先进知青”。但哪个有抱负的男儿愿意在插秧-收割的轮回中度过一生呢？
不过，胡问鸣是幸运的，文革已经到了尾声，春天的故事马上就要到来，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次，胡问鸣要把命运牢牢的攥在自己手中。可是当时通讯极落后，这个消息传到他耳中时，离开考只剩17天。
良好的家学北京与“学区”优势发挥了作用，凭借以前的功底，他一击即中，考取了南京航空学院。
那一年的录取比例是残酷的120：1。41年后，与他同一日被免职的王会生，也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东北电力大学。
胡问鸣不同于一般江南人的小巧玲珑，他长得十分高大，以至于在与同学合影中，只好占到了最后面的角落里
这看似带有几分偶然性的结果，将是胡问鸣人生道路上的最关键一步。
中国正规高等教育中断十年后，每个行业都对人才渴求至极。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波“浪”，77级大学生站在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以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风口前，他们将迅速的成长为这个国家的栋梁。日后将看到，在各个领域，甚至是政治局，他们都将一展身手。他们的成材率，大概相当于蒋校长的黄埔一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吧。
尤其是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航空航天，十年文革使得这个国家命脉行业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多少年后，胡问鸣们会发现自己所处行业的领导、总师、院士等大多是自己的同学。
虽然胡问鸣官方简历上写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学习”，但实际上他所在的班级是“江苏师资班”，这个是当时为了应对高校师资力量严重缺乏而开设的班次，学生毕业后将会被分配到江苏某个高校任教。
但是人生路上总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而所谓机会，便是在纷纭世事之中，许多复杂因子运行之间，偶然凑成一个有利于你的空隙。
胡问鸣在1982年毕业之际，也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位于苏州的航空部所属的长风机械总厂想搞一些内部培训，以提高职工文化素质，所以一直在寻找师资力量。
一位厂领导在跑高校要大学生的时候，发现胡问鸣特别适合当老师，遂请求将胡问鸣分配到长风机械厂。但是南京航空学院虽与长风机械厂都是航空部的单位，但胡问鸣是江苏师资班的学生，如果把胡问鸣分配到长风机械厂，显然让江苏吃了亏。要知道，那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招生数量又是如此之少。
后来不知道厂领导用了什么高招妙计，方才将胡问鸣收入麾下。
这次意外事件让胡问鸣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果没有这次长风机械厂的“夺人所爱”，胡问鸣可能还只是江苏某高校的一个数学教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董事长胡问鸣，但也可能不会有今天的身陷囹圄吧。不知道此刻尚在纪委某个办案点留置中的胡问鸣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生转折的。
不管如何，当时的胡问鸣来不及，也不可能想这么多想这么远，他能做的只是收拾好行囊，拿着派遣证，前往离着家乡扬州不远的苏州长风机械厂培训中心去报道。
其实，胡问鸣大可不必感到意外，因为挖江苏师资班的墙角一直是长风机械厂的“专长”。五个月后，南京航空学院机械设计专业师资班的张雷也被挖了过来。
日后，他们两位将作为南航师资班最杰出的校友，一同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并共同返校参加师资班的纪念活动。
像他的父亲一样，胡问鸣也是一名出色的老师。他在培训中心干得很自如。
作为长风机械厂十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受到了理所当然的重视。几年后，他成为了这个有几千名工人的大型企业的培训中心副主任。
除了事业，他的爱情也在这时传来捷报。马维扬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回了扬州。苏州离着扬州不算远，胡问鸣经常回家探亲，这给了两人充足的接触空间。学生时代的暧昧，现在终于可以转换为爱情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异地恋，胡问鸣为了夫妻团聚很是发愁，可在那个人员流动性极差的年代，想把妻子从扬州调到一江之隔的苏州是何其困难啊。
就在胡问鸣为家庭难以团聚发愁时，长风机械厂遇到了一个让所有职工发愁的事。
兵工企业在近现代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洋务运动的先声就是兵工厂的创建，红色政权刚一安身，修建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兵工厂。
后来新中国建立，由于始终处于备战状态，兵工厂更是遍地开花，订单不断、效益颇佳。
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总设计师老人家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提出，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军队的规模缩减、装备更替减缓，兵工厂订单不断减少，效益大幅下滑。
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更为突出了。两伊战争与对越反击战结束，最大的威胁苏联宣告解体，加之国有企业技术落后、人员臃肿的内部问题凸显，许多兵工厂一下子经营十分困难。长风机械厂也不例外。
不过这也算不上是坏事，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环境变化的时候才有机会，在一直平稳发展的平台上，晋升只能依靠私人关系或者论资排辈。
当然，除了外部环境变化，想要快速成长还需要个条件，那就是伯乐。
90年代初，一个叫朱育理的人出任新组建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把手。
朱育理是一个在延安长大的“红孩子”，并且在建国后去苏联留过学，这样的家世背景不用多言，大家想必都清楚。
但朱育理却没有什么官架子，相反，他十分喜欢提携后生。以至于在朱育理去世的时候，盖棺论定里有这么一句话：
“他高度关注年轻人才成长，他用自己的魅力人格、责任人生，影响和带动新一代航空人投身改革洪流，加入创新事业。他四处奔走，找资源、找政策，做年轻人的保障队、后备军。他选择培养锻炼的许多年轻干部，对党和国家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这些被提携的年轻干部里也包含胡问鸣。短短几年时间，胡问鸣从培训中心副主任迅速被破格提拔为厂长助理，旋即又被任命为副厂长，成为副局级干部。
到了1995年，长风机械厂这家当时中国唯一的航电显示系统企业，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并且潜在亏损持续放大。面对如此危局，朱育理决定让不到40岁的胡问鸣出任厂长。
临危受命的胡问鸣没有辜负朱育理的期望，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将改革的利剑直接砍向了最敏感的部分——人。一大批年轻的技术性干部走向领导岗位，一大批庸官冗员被拿下，长风机械厂在两年后，也就是中国国企经营最困难的时候，居然成功扭亏为盈。
图为原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看望病房中的朱育理。林左鸣也是朱育理着重培养的年轻干部，九十年代，朱育理让林左鸣临危受命担任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厂长时，亲自送林左鸣到沈阳，并一路畅聊、推心置腹，这让林左鸣备受感动、终身难忘。2020年1月8日朱育理去世，胡问鸣并未参加追悼会，可以猜测出，胡问鸣在此时可能已经被控制。
这时的胡问鸣还是一个红色兵工厂的红色掌柜，他锐意进取、敢作敢为，他充满活力、富有知识，总之，他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期待的厂长。
40岁的胡问鸣，已经是航空工业总公司旗下正局级企业的一把手，这让身边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可是，这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天花板。总公司旗下有近百个局级单位，想从这里面脱颖而出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掌管的企业并不是航空系统中飞机制造、发动机制造等核心企业。
在中国，有四种关系被称为“四大铁关系”，就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脏，一起X过X。”
扛过枪的，能把命交给对方的，可以相互信任；同过窗的，是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纯友谊；贪过赃的，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俱荣俱损的关系；X过X的，大家都把人性丑恶面展示出来了，绝对可以“坦诚相见”了。
在军工系统，除了以上四种铁关系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一起做过型号”。
一个军工型号的上马，一般都要首先设立“型号两总”，就是某个型号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总指挥是负责行政管理之类的工作，下面有行政总指挥、现场总指挥、各个分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负责技术研发，下面也有各个分系统的总设计师。
无论指挥系统还是设计团队，因为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相互一致的目标，而很容易产生不同寻常的友谊。而且个人的才能，在这里也更容易在领导面前展示。
90年代，中国航空事业最大的型号就是歼10战斗机。
歼10的重要性再怎么吹也不为过，从决策上马，到研发设计、试飞列装，受到了几代领导人高度关注，很多问题甚至是中央军委直接决策。
90年代中期，歼10“型号”正式上马。中航工业总经理朱育理亲任总指挥，宋文骢院士任总设计师。
朱育理事务繁忙，自己也不懂技术，更多的责任落在了中航工业副总经理、“型号”行政总指挥刘高倬身上了。
作为中航工业旗下唯一掌握航空电子综合显示与控制技术、飞机进气道控制系统核心处理技术、发动机测量控制与显示技术三大技术的企业，长风机械厂自然要承担歼10型号的一部分科研攻关任务。
厂长胡问鸣也自然要成为这个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也就是分系统的指挥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的中国航空工业公司一把手罗荣怀，当时是成都飞机厂生产部负责人，后来也当过歼10的现场总指挥。
歼10飞机的研发工作困难重重，大家如有兴趣可以看看这段历史，看完之后或许能明白为何军工企业相比其他国企更容易走出领导干部了。
胡问鸣的工作颇有成效，他虽然不懂技术，但善于组织团队，协调解决问题。最终，长风机械厂完成了任务。
1998年，歼10成功首飞。型号初步获得成功，论功行赏时，胡问鸣获得了歼10“首飞工程”的一等功。
除了奖章，更重要的是，胡问鸣在这次任务中获得了刘高倬的赏识。要知道1934年出生的朱育理即将退休，而刘高倬是朱育理最可能的接班人。
除了“人和”，“天时”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
1999年，中航工业如同其他所有军工集团一样，被一分为二，分拆为中国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第二航空工业公司。刘高倬任第一航空工业公司的一把手。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岗位数量要一夜之间翻倍了。
2001年，胡问鸣被任命为第一航空公司的机载设备部部长，当然，这只是个过渡，八个月后，他便成为了第一航空公司的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南京航空学院的师弟林左鸣，从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调任第一航空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成为了他的同事。
两人都完成了政治生命中的关键一跃。
已经是中航工业集团副总经理的胡问鸣，这次不用担心和妻子马维扬异地分居了。胡问鸣从苏州来到北京后不久，马维扬也调到了北京，成为北京建工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胡问鸣这几年是非常舒适的，他的家庭是如此的美满，他的事业是如此的成功。
作为副总经理，胡问鸣在任期间主持了不少飞机项目。
对于我国自主研制的民用飞机“新舟60”，在研发成功后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销售的出去，好几亿的存货面临报废，胡问鸣力推“新舟60”出口，最终首批三架新舟60出口津巴布韦。这是中国民机出口零的突破，胡问鸣对此很是自豪“可以说，是在我手上走出国门的。”
后来，航空运输领域逐渐放开，各地方政府以及民企纷纷筹建航空公司，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也有意进入运输领域，胡问鸣被委派创办幸福航空并兼任董事长。
时间到了2008年，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成为了中央的心病，为此，中央决定将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与第二航空工业公司合并，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工业公司。
两家并成一家，企业规模是做大了，但是领导岗位数量减少了。
本有希望在林左鸣提任为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一把手之后，升任二把手的胡问鸣，此时却没有了进步的希望。因为新组建的中国航空工业公司的一二把手肯定是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与第二航空工业公司各出一个。
年轻有为，又十分有闯劲的闽南人林左鸣显然会成为新公司的一把手，那么二把手只能是第二航空工业公司的谭瑞松了。而林左鸣和胡问鸣年龄相仿，谭瑞松是60后，胡问鸣又遇到了一个政治生命的天花板。
此刻，胡问鸣只有离开他工作了半辈子的航空工业系统，才能有进步的希望。
还好，军工企业之间的流通性很强，经常可以互相补位。当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把手退休，二把手张国清，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市长，补位一把手，导致二把手位置有空缺。虽然兵工集团当时班子里的温刚和焦开河都是年轻有为的少壮派，但是中央显然不想让整个班子里都是兵工集团出身的领导。
胡问鸣就这样，在2008年，从服务于空军的航空工业公司来到了以陆战装备制造为主的中国兵工集团。
这对胡问鸣来说，无论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是一个不小的跨越，毕竟他已经将人生最美好的26年留在了航空工业。
“中国航空工业的三大跨越：军机从二代迈向三代，飞机发动机从涡喷转涡扇，机载装备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变，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对航空事业，我为之奉献、为之高兴、为之自豪！”胡问鸣后来曾这样总结道那26年。
不过胡问鸣可能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个“从天空到陆地”的转变，他的职位将再一次面临调整。
2010年，中办出身的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二把手李宏退休，胡问鸣被安排接替李宏，“长安汽车之父”尹家绪则被安排接替胡问鸣。
自此，胡问鸣集齐了陆海空的工作经验。
胡问鸣对这次调动并没有多少兴奋，因为当时兵工集团的一把手张国清是64年生人，已经比他小7岁了，而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一把手谭作钧是68年生人，差距更大了。
不过，有时候二把手与一把手年龄差距太大并不是坏处，只要一把手年轻有为即可。因为这样的一把手是呆不久的，他可能会快就要到下一个岗位了。
谭作钧也是年轻有为的，他并没有让二把手胡问鸣等太久。两年后，也就是2012年，谭作钧便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这一次，胡问鸣没有让机会溜走，他终成正果，成为了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一把手。
这一年的胡问鸣，已经55岁了。他很清楚，这个副部级的位置，大概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站了。
从来到北京，到成长为大型军工企业的一把手，胡问鸣用了11年。
这11年，也是胡问鸣从一个力挽狂澜、锐意改革的年轻厂长，转变成一个精于世故、热衷权术的油腻官员的11年。
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任分管机载设备的副总经理，虽不是最有权力的副总，但是权力的寻租空间却不小。飞机作为一项复杂的工程，所需零部件以万计，这是供应商眼里的肥肉。
船舶工业更是如此，船舶建造中需要外采的配件、原料远大于飞机制造领域。
面对外面的诱惑和围猎，胡问鸣并没有抵挡得住。不过貌似这也不能全怪“猎人们”，他自己可能不仅“甘于被围猎”，甚至很热衷于去猎场。
这一点，从他与家乡扬州的“感情”中可以看出。
每年两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在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大厅，扬州市都要举行一次聚会。
这个定期聚会对外称作“扬州（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汇报会”，聚会的目的在官方口径中是“向在京工作的有关领导和乡亲报告扬州最新的发展成果。”
向什么领导汇报呢？当然是扬州籍在京官员。常参加这类活动的官员名单有一长串·····（在此不列出了）
当然，名单中有胡问鸣和妻子马维扬。胡问鸣对这个聚会十分热衷，他年年参加，场场不落。
这场被圈内人称作“3·15聚会”的活动，向来十分热闹。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当然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否则只是一个汇报的话，书面报告要比开会更方便。
扬州市需要跑项目，扬州官员需要搭建桥梁，扬州商人需要搞点政治资源协调·····
这一点，武警政治部副主任胥昌忠少将看的很明白。作为军人，他在聚会上的发言直接干脆“我长期在北京工作，方方面面都很熟悉，资源很多，时刻都在想着如何为家乡扬州做点事情。”
胡问鸣每次说的也很明白，他经常表态有好的项目，优先选择家乡扬州，一定要为家乡人做点贡献。
每次聚会上，他都能认识一堆家乡的商人，对于老乡们的请求，他一直十分仗义。不过，胡问鸣身陷囹圄之后，不知道这些老乡商人，也会这么仗义吗？
这样的胡问鸣，像是一只非要冲进四周布满猎枪的猎场，想不被围猎都难。
2015年，已经58岁的胡问鸣调任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孪生兄弟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飞机最重要的是能安全降落，船舶最重要的是能安全靠岸，与飞机、船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胡问鸣，最终未能安全降落、安全靠岸。
胡问鸣落马后，有媒体宣称其与两年前落马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二把手孙波有关。
其实，胡问鸣和孙波的关系并不融洽，孙波出身于大连重工，并长期担任大连重工一把手，基层打拼上来的他异常强势，始终将大连重工视为自己的地盘，绝不允许他人染指。所以，孙波的问题都与大连重工有关，而胡问鸣在当时难以插手大连重工。
更有甚者说胡问鸣可能是间谍，因为他是首艘国产航母总指挥。其实，现在掌握实权的官员随便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金钱与美色，根本不需要境外势力的帮助，而且现在也没几个境外势力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来满足那些贪腐官员了。
另外，从收益风险比上看，贪污受贿不至于死刑，但是涉及了间谍问题，那十有八九是要上刑场了。没几个人敢做这种买卖。
其实胡问鸣这个航母研制总指挥，更多的是抓一抓宏观。就算他再聪明，恐怕也很难成为陆海空三栖人才。
胡问鸣虽然没有被部下拉下马，也没有被间谍策反，但是他却被商人们的“猎枪”击中了。
有时，我在想，如果不是这次“围猎”，胡问鸣的人生是多么完美啊。他出生在书香门第，拥有一个慈爱的父亲，受教于江南名校，身边红颜知己始终相伴，他高中龙虎榜，而立之年任厂长，是中国航空事业几大“型号”的功臣，他官至副部级，麾下数十万职工······
此时，在纪委办案点的胡问鸣，如果他能睡着的话，在深夜的梦里会想到什么呢？
是父亲牵着他的小手在旌忠寺给他讲“精忠报国”？还是和马维扬“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呢？或者是在菁菁树人堂下慷慨激昂的背诵革命先烈故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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